温铁军在谈论“共同富裕”时表示，如果我们最终走向的是少数人永远富有，而大多数人只能空想的老路，那我们这并不是创新，而是重新包装的西方仿制品。2024年，尽管经济规模不断扩大，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依然高达0.465，远高于警戒线0.4，城镇与农村的收入比为2.34:1。虽然国家的总财富在增加，但普通民众并未感觉到自己收入的增长。这种状况若不改善，继续依赖所谓的“涓滴效应”来解决贫富差距，最终可能会走向死胡同。

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自由市场自然致富，而是几百年来对外掠夺和环境污染的结果。回顾中国，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至41314元，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，城镇居民的收入为54188元，而农村居民为23119元，差距近乎一倍。自2008年以来，基尼系数从0.491降至0.465，虽然有所改善，但依然偏高，仅靠经济增长无法让底层共同富裕。

1994年推出的《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》旨在七年内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，这是新中国首个具备明确目标、对象、措施和期限的扶贫计划，开启了有组织、大规模的扶贫阶段。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工资以及房地产升值，而农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没有，大部分人依靠体力和土地生存，导致城乡收入直接差距达31069元。

中国的扶贫与乡村振兴是通过制度的力量进行调整。八七计划实施期间，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增长了54%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48元上升至1337元，年均增长12.8%。国家通过资金支持，推动了根本性的变革。温铁军提出的“双层PPP”模式，通过将政府投资转化为村集体资产，再让村民按股分红，实现资源、资金和农民变成股东的“三变改革”，使农民获得了实际的财产性收入。

这一模式在福建宁德的屏南县四坪村得到实践，从2016年仅剩十几位老人，演变为吸引130多名新村民创业，年游人数达到50万，旅游创收超过1500万元，村民人均年收入增至3.1万元。这个曾经的“空心村”，如今变成了“分饼村”，村民切实享受到了实惠，与等待结果的西方模式截然不同。

总结这段历史，八七计划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制度性改革打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。尽管高速增长，但并不自然导致普遍富裕，必须有机制使底层能参与财富的分配。中国现代化应关注普通民众，而不是让他们处于边缘。未来的发展道路应是差异化的，通过将分红、就业和财产归属的权力交给大众，才能实现真正的“共同富裕”。所有偏离公平的分配方式，最终都将脱离普通人，现代化和富裕的真正含义，在于确保共同享有的权利。